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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对于北洋第三师这边，则遭遇了大江浙湖汉北麻烦。虽然直隶是第三师的驻地，但是过去把第三师当成本地军队的直隶民众，现在却对第三师恨之入骨。因为在过去革命委员会两月内的宣传下，直隶民众确实相信了本次水灾不仅仅是天灾还是人祸，如果北洋军能够按照革命委员会的要求做好防洪准备，那么至少不会出现大面积的溃坝。
毕竟和南部相比，在国民革命军控制下的北部地区损失就小的多。在革命委员会动用了军队上堤后，许多地方的堤坝都被保住了，虽然有几处地方被用作了泄洪区，但是革命委员会也把人员先迁移了，而不是像南部许多村子那样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就突然被水淹了。
北洋军的支持者本就是乡间的地主乡绅，直隶民众过去对于北洋军的支持，不过是封建时代佃农对于地主服从的传统，毕竟不听地主的话，你就种不了地主的地，在这种土地私有制下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是相当稳固的。
而直隶的地主乡绅在听说了革命委员会的土地改革政策之后，自然是坚定的支持北洋集团，毕竟他们以耕读传家，革命委员会拿走了他们的地，又搞什么普及的小学教育，这不是要挖他们这些士绅的根吗。在这样的威胁下，从山东、河南逃到直隶的地主乡绅和本地的地主乡绅自然就成为了，革命委员会最为坚定的反对派。
和山东经过了辛亥革命和中日战争的洗礼，河南遭到了白朗起义的大规模破坏不同，河北从辛亥革命以来都没有经历什么大的变故，因此乡间的保守势力时最强的。这也是之前革命委员会重点关注山海关到天津地区，却没有去动直隶以南的平原地区的原因。毕竟天津到唐山地区早就对外开放了，这里的地主倒是开始向工商业者转化了，而不是死死抱着乡间的土地求活，自然也就容易接受革命委员会的土改政策。
不过这次的大水灾则完全改变了直隶乡间的社会形态，封建时期农民对于地主的依附关系，除了租借土地耕作和缴纳赋税外，还有一个灾荒之年的保护关系。虽然地主在大多数时刻都是以扩张自己土地为目标的，但是在这种天灾面前，还是会对本乡的农民进行借贷，以确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能够活下去，不要铤而走险，或是不要帮助外地的暴民来劫掠自家。
但是今次这场水灾的规模实在是太大了，不要说那些贫农，就是一些中小地主都倾家荡产了。大家只能个人顾个人，过去那种温情脉脉的乡里之情，现在也顾不上了。没有土地和粮食的农民们，自然不可能再如过去那样如牛马一样顺从自己的主人了。
而对于天灾的无力，也促使灾民们更加痛恨天灾之中那些人为制造的苦难。毕竟恨老天爷，人家不痛不痒，但是有革命委员会挑头，他们还是能够找北洋军进行报复的。特别是，革命委员会确实拿出了粮食救助灾区，自然也就让灾民更加的相信对方的宣传了。
于是从保定前往石门进行增援的吴佩孚很快就发现，他的部队要求沿途村镇派差时几乎得不到什么响应，他的士兵大多是直隶人，本乡本土的自然不会去抓差，而是尽量向地方上派差了。过去，地方上对于这种派差还是积极响应的，毕竟真的让军队自己下乡抓差，那么对于乡间的危害就大了。
但是这一次各处都推托本村受灾严重，要求减免差事不说，还有一些村子更是出现了暴力对抗派差的举动。虽然吴佩孚很快就派出军队镇压了这几个反抗派差的村子，迫使其他村子把劳动力贡献了出来，满足了北洋军的要求，不过前路附近的村子开始出现了躲避军队的景象，而北洋军内部的士兵也开始对于这次和革命军的交战感到了沮丧。
除了吴佩孚和吴佩孚自己训练出来的几百卫队之外，其他人根本不想替曹氏兄弟打这场仗。老兵们觉得革命军的实力强大，连日本人都干过几次了，他们上去只是羊入虎口而已。新兵则是觉得曹锟兄弟祸害他们的家乡，革命委员会是来救灾的，为什么要去和对方打仗。
当然，不管是新兵还是老兵，对于曹氏兄弟普遍不满的就是，曹氏兄弟不仅克扣用来救济灾民的物资，对于他们的军饷也是照扣不误。
挪用军饷去放债，这是当前北洋各军将领的普遍现象了，王占元拖欠部下军饷常达数月之久，而其他各部拖欠一两个月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在曹锟提拔自己的男宠和弟弟管理军需之后，还弄出了一个孝敬费，不给孝敬费就别想拿到军饷，一时弄得第三师上下怨声载道。
眼下革命委员会打着收拾曹氏兄弟和赈济灾民的口号开进了直隶南部，这些第三师的官兵自然就没什么意愿去同革命军拼命了，毕竟他们又不是吴佩孚，得到了曹锟的极力提拔。
等待军队抵达了石门之后，吴佩孚才发觉这里的形势要比他预料的糟糕的多。本地的士绅地主不是避往山西去了，就对北洋军闭门谢客，全无此前拉着北洋军抵抗革命委员会入侵的势头了。最为糟糕的是，革命军占据了邯郸之后并不急着北上，反而开始在地方上真的组织起了救灾行动和接手地方政权，这是真想在直隶南部扎根的意思了。